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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孙承宗长于建军，短于临阵。他提拔了袁崇焕、祖大寿等一批将领，重构了关宁军，恢复了军队士气。

    但他本人直接指挥的大型战役不多，且其主导的柳河之役（1625年）以小败告终，暴露了其战术指挥并非顶尖。

    反观袁可立，他任登莱巡抚期间创建近代水师，打造了一支装备红夷大炮的登莱海军，是明代海军建设的里程碑。

    支持毛文龙奇袭镇江（今辽宁丹东），取得明末对后金罕见的战术胜利，震动辽南，史称镇江大捷。

    最重要的是其海上力量的存在，迫使后金始终担心侧翼，无法全力西进攻打关宁防线，这种牵制极其重要。

    三是政治手腕与朝中影响力，孙承宗属于顶级，袁可立则是中上。

    孙承宗作为天启、崇祯两代帝师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政治根基深厚。

    虽两度被罢，但声望无损，始终是朝廷在危难时的最后依仗。

    而袁可立则是因屡次触怒阉党（如反对为魏忠贤建生祠）而被迫提前去职，政治生命较短，这么看是刚直有余，权谋不足。

    四是遗产与历史影响。

    孙承宗的关宁锦防线成为大明抵御后金的战略支柱，坚守了近二十年，奠定了明末辽东防御的基本盘。

    而袁可立的‘以海制陆’的战略尝试和海军建设，随着他的去职而迅速衰落，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崩溃，登莱水师也在孔有德叛乱中毁灭。

    其遗产未能持久，成为昙花一现的奇策。

    若是将明末辽东的防御比作一座大厦，那孙承宗是‘总建筑师’ ，绘制了蓝图，打下了地基，建起了主体结构（关宁防线）。

    袁可立则是‘侧翼加固大师’ ，负责建造了一个精巧而危险的附属翼楼（海上牵制），一度极大分担了主楼的承压。

    两人能力高度互补，孙承宗的稳固防线为袁的海上冒险提供了后方基地，袁可立的积极牵制为孙的防线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    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重大问题，一个是时间节点，一个是当时的局势，谁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，或者说历史的合理性。

    必须将方案嵌入天启年间（1621-1625年）那个特定的时间切面，同时考量明、后金、朝鲜、毛文龙及财政崩溃速度这五个维度的动态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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